楊双子:曾有一位臺灣少女發出豪語:「我一定要跟日本人同等待遇!」

Yang Shuang-tzu: The ambition of a Taiwanese teenage girl: “I will one day receive the same treatment as the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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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品/文學臺灣雜誌社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那個時候是1941年,日本人(內地人)的薪水比臺灣人(本島人)多六成加俸的年代。楊千鶴畢業離校,初入社會任職於臺灣大學農學院理農學部教授研究室助理,發覺薪資存在顯著的不公平待遇便憤而辭職。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Yang Qianhe* found a position as an assistant at the professor’s research lab in the former College of Science and Agricul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wever, she discovered a significant disparity and quit her job in a fury: in Taiwan, back in 1941, the Japanese residents (called naichi-jin), received 60 percent additional salary compared to Taiwanese residents (hontō-jin).

    *Also known as Ho Yang Lin, Yang Chian-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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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品介紹

      本文為楊千鶴在北美洲臺灣人醫師協會的講稿。這篇講稿主要闡述楊千鶴對於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一些看法。楊千鶴認為文學不只是歷史或或是生活的拷貝,更重要的是要有感性與藝術性。因此,楊千鶴除了透過自己在報社工作的經驗與詮釋對賴和、張文環等人的作品,來說明他對於臺灣文學的看法,進而說明這些文化遺產,是臺灣人的心路歷程,如此也才能讓臺灣圖像更為鮮明。(文/蔡易澄)


      藏品編號:NMTL20120210146

      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

      「臺灣第一位女記者」楊千鶴是帶有傳奇色彩的戰前作家。她在1941年起任職記者,以臺灣女性獨有的視角與關懷書寫諸多報導,也因而受邀撰稿多篇雜文,展現當時女性少見的豐沛寫作能量。而楊千鶴寫作生涯僅有一篇短篇小說創作,卻僅此一篇便在臺灣文學史上留名,也就是她194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花開時節〉。

      楊千鶴彷彿燦爛奪目的彗星一閃而逝,1943年起輟筆近半個世紀,直到1990年代重新拾筆回望往日時光。彼時文學少女的花開時節是什麼模樣呢?楊千鶴的演講手稿〈我對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一些看法與感想〉字裡行間有時年的浮光影影綽綽,令人讀之悵然。

      藏品故事

      臺灣戰前作家楊千鶴1995年5月27日定稿的〈我對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一些看法與感想〉,是一份演講手稿。篇名旁有個括弧標註:「北美洲臺灣人醫師協會十一屆年會文化講座講稿」,文末落款顯示這篇文章也是在美國寫的。閱讀手稿影本的當下我暗暗吃驚,四百字稿紙寫了二十六頁半,語言風格頭尾一貫,記述往事條理清晰──而寫下這篇文章的1995年,楊千鶴七十五歲。


      楊千鶴是誰?

      維基百科開頭如是說:「楊千鶴(1921年9月1日-2011年10月16日),臺灣臺北市人,臺灣第一位女記者。」往底多捲兩下,便是生平敘述:「楊千鶴畢業於臺北女子高等學院。學生時期曾參加『全臺灣桌球比賽』[1]獲得女子學生單打冠軍,女子學生雙打冠軍。畢業後與劉玉女搭檔獲得社會組女子雙打冠軍。」

      既是臺灣第一位女記者,又以桌球征戰帝國島嶼,有賴這樣的記載,讀者多半會對這名女士留有允文允武的印象。不過,百科僅能勾勒表象而無法觸及靈魂,比起條列記事,還是少女楊千鶴曾經發出的豪語最能體現她的性格。


      "我一定要跟日本人同等待遇!"


      那個時候是1941年,日本人(內地人)的薪水比臺灣人(本島人)多六成加俸的年代[2]。楊千鶴畢業離校,初入社會任職於臺灣大學農學院理農學部教授研究室助理,發覺薪資存在顯著的不公平待遇便憤而辭職,隨後她應聘時年臺灣第一大報《臺灣日日新報》報社記者工作,便發出了這樣的豪語。

      即使身為女性,身為本島人,身為初出社會的菜鳥,即使臺灣島嶼從來不曾有任何女性在此前擔任記者──二十歲的少女楊千鶴,仍然堅持她理應獲得的公平待遇──她要跟內地人獲得同樣的薪資。

      最後,她得到了這份工作。

      在寫了一部名為《花開時節》的長篇小說以後,我經常與人談論起楊千鶴,因為這正是一部向楊千鶴短篇小說〈花開時節〉的致敬之作。

      2017年的長篇小說與1942年的短篇小說,如何致敬起呢?固然從歷史背景與故事主題來看,明顯都是「日本時代女學生成長歷程裡必須面對的現實困境」,但其實更根源的地方就是致敬了。長篇小說《花開時節》的女主角楊雪泥與松崎早季子的誕生年是1921年──她們與楊千鶴相年。

      楊千鶴是一個座標。

      1921年出生於臺北,接受日本現代女子教育成長,迎接全球化消費時代的來臨,「女性解足」是上個世代人的宣傳,少女學生不再受限於家庭私領域,走進了公共空間。這是女性主體性建立的重要時代。此前女性的「身體」服膺三從四德,為家族/家父長制度所擁有的財產,至此女性嘗試奪回身體的控制權,比如追求運動競技的自我成長,追求獨立工作的應得權力,也比如追求殖民社會公平正義的合理處遇。由二十一世紀回首描摹彼時世代的星星點點,楊千鶴就是那個年代「摩登新女性」的重要座標。

      且再讓我們回到楊千鶴發表短篇小說的那個時候吧。

      1942年,對彼時絕大多數的島嶼人們而言,那是昭和17年。皇民化已經推動數年,遠方大陸的戰爭如火如荼。楊千鶴筆下繁花盛開的季節是什麼模樣呢?留有自傳色彩的〈花開時節〉是楊千鶴生平唯一創作發表的小說,故事描寫女校畢業生對未來人生道路的自我探詢,展現中上階層女性面對傳統生涯道路時的迷惘與質疑,通篇小說對殖民政府壓迫與大時代戰爭之事,毫無著墨。

      然而,少女楊千鶴發出豪語爭取權益並就職臺灣日日新報社,就是前一年的事情。且在同一年,楊千鶴因臺日新報社奉行皇民化運動下的文化政策牴觸其主張原則,再次辭職。

      楊千鶴是一個座標。對照同世代以日文寫作的臺灣男性作家,她著眼截然不同的面向,如她自言是「我所寫的是著重心理的感受,反映年輕女性知識分子的看法」。臺灣日文作家同樣面對殖民地的現實困境,楊千鶴選擇寫下只有她深刻同理的那部分。那是男性執筆的歷史不可能記載、男性執筆的文學不可能著墨的,屬於女性知識分子的生命經驗。是透過楊千鶴,昭和時代臺灣社會的複雜面貌才得以呈現。

      少女1943年結婚為少婦,少婦楊千鶴進入婚姻就輟筆直至晚年。楊千鶴說是生活型態與文學場域的變化令她無從書寫。那是少女的主體性瓦解,遭到家庭收編;創作者的文字與文化被迫滅亡,只能遠遁海外。一晃眼過去半世紀,1995年楊千鶴重新提筆回顧往事,竟然使用流暢的中文寫成。

      二十六頁半的四百字稿紙,滿版字數一萬零六百字。楊千鶴如信手拈來,暢談文學的定義,爬梳日治以來臺灣文學史的發展,記述人事並論及自我志向。當手稿行文並置談論日本與中華民國之統治,以及統治之下的文學史脈絡,不啻指明了她的個人觀點:臺灣是有別於這兩個統治政權的國家,而臺灣文學,應該跨越文字的界限走向更遠的地方,不僅只是為政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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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品/文學臺灣雜誌社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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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品/文學臺灣雜誌社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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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品/文學臺灣雜誌社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那時,楊千鶴七十五歲了。

      演講手稿的字裡行間,卻仍然閃現當年堅韌少女內裡如同寶石之心的光采,熠熠生輝。就像那年的少女發出豪語:「我一定要跟日本人同等待遇!」晚年的楊千鶴則在演講裡召喚現代臺灣文學史的靈魂與身世,哪怕當時主流文化視「本土」為低俗,視「臺灣」為邊陲──她望見遠景,所以倡議可行之目標。

      後來的我們都知道了,她從來就不是信口胡謅之輩。

      [1] 維基百科所載「全臺灣桌球比賽」有誤,正確為「全島桌球大賽」。可參見鄭麗玲,《阮ê青春夢:日治時期的摩登新女性》(臺北:玉山社,2018),頁158。

      [2] 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間薪資制度有所變遷,這裡所稱日人比臺人薪水多加六成,是以楊千鶴親身經歷為準。

      作家小傳

      楊千鶴(1921-2011),臺北市人,1941年成為《臺灣日日新報》首位女記者,也是臺灣史上第一位女記者。楊千鶴自認是個愛看書、求自己內心充實,對「真」「誠」執著的人。她以日文寫作,見解犀利,能以寬闊的視野剖析與論述古今文壇,2000年又將以往作品集結出版《花開時節》,被認為是日治時期唯一描寫受高等教育的臺灣女性在青春期的思想、精神風貌的小說。

      觀測員簡介

      楊双子 本名楊若慈,1984年生,臺中烏日人,雙胞胎中的姊姊。百合/歷史/大眾小說創作者,動漫畫次文化與大眾文學觀察者。曾獲國藝會創作補助、文化部創作補助、教育部碩論獎助。近作為《花開少女華麗島》、《花開時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