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賢:《臺灣新民報》的日常戰鬥

Hsu Shu-hsien: The daily combats of The New Taiwanese People’s 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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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品/中島利郎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以前的報紙也沒有這麼簡單。在被殖民的情況下,報業受到官方掌控,臺灣人的思想和眼界,等同於受到控制。在這種時候,臺灣人自己的報紙,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The newspaper industry was far from a simple business in the past. Under Japanese colonization, the government had a tight grip over the press, which restricted the minds and visions of Taiwanese citizens. Local newspapers produced by the Taiwanese people became ever more cru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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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紙簡介

      《臺灣民報》在東京創立,於1927年獲得總督府的批准搬回臺灣發刊,同年第167期《臺灣民報》,以報紙的方式出現於臺北,並於1930年起,改稱為《臺灣新民報》。
      《臺灣新民報》內容是報導重於評論,站在臺灣人的立場從事報導,尤其致力於糾正各日系報紙的歪曲事實與袒護日人言論,同時提高臺灣的民族意識,影響臺灣民主自由與文化啟蒙的發展。《臺灣新民報》時期主筆兼編輯局局長為林呈祿。


      藏品編號:
      臺灣新民報788號-999號(有幾期缺漏)
      NMTL20060190001-NMTL20060190153

      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

      大選之前,各種與選舉宣傳造勢、政策批評和公投有關的訊息,透過電視、報紙、網路新聞、社群媒體鋪天蓋地而來。在網路便利的今日,除了報紙之外,我們早就有許多獲得資訊的管道,除了電視以外,FB、Line、新媒體紛紛出籠,報紙紙媒的影響力早已不如以往。

      但在沒有網路的一百年前,臺灣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獲取最新一手的世界大事、各地報導與廣告訊息?

      在那個傳統的時代中,一方報紙、一本雜誌,很可能就是我們認識這個世界最重要的管道了。只不過,以前的報紙也沒有這麼簡單。在被殖民的情況下,報業受到官方掌控,臺灣人的思想和眼界,等同於受到控制。在這種時候,臺灣人自己的報紙,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而《臺灣新民報》,就是臺灣人建構自己、認識自己的重要里程碑。

      藏品故事

      1898年《臺灣日日新報》在總督府的指揮與授意下,整合《臺灣新報》、《臺灣日報》,與《臺南新報》、《臺灣新聞》成為總督府媒體宣傳的「御用三紙」,並透過媒體政策與相關法令,嚴格控管臺灣報業的發展,也控管著臺灣人的思想與認識世界的大門。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受到民族自決與民主風潮的席捲,在日本東京留學的臺灣學生身陷新潮流與新文化的衝擊,開始回頭觀看自己的故鄉,深深感受到「被殖民」的種種問題,於是開始在啟蒙民智、改善風俗、反對殖民政權的主軸下,透過小說、透過社論,打開臺灣新文化運動風風火火的第一頁。

      他們在日本東京接連發行了《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等一系列以「臺灣」為名的雜誌,然後回銷臺灣,不斷地將這批留日臺灣學生所學習與見聞的新知、對政治社會的想法,隨著海水一波波激盪回故鄉。就像FB貼文分享數量的爬升,「臺灣」系列刊物的印行量也日漸增加,勾起臺島少年與旅日青年共同關心世界局勢與臺灣未來的熱情。總督府也意識到這份報刊可能帶來的騷動,因而嚴密的監控,甚至多次透過檢閱、割除、拖延檢查時程、禁止發行等手段,讓這份跨地域傳播的刊物,變成過期的廢紙。

      1927年,《臺灣民報》經歷多年的申請、延宕、被拒,終於獲得批准回臺發行,1930年增資改組為《臺灣新民報》週刊,1932年4月正式發行《臺灣新民報》日刊(日報),1934年1月獲准發行夕刊(晚報)。同時在東京、大阪、上海、廈門、基隆、新竹、臺中、嘉義、彰化、臺南、高雄、屏東、花蓮等地,成立13個分社,以「臺灣人唯一言論機關」之姿,投入臺灣本島的傳媒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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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品/中島利郎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但三大官報在臺灣的勢力依舊盤旋不去,總督府操縱與監控的手段也未曾停歇,更有電影、廣播、唱片等新式影音媒體的興起,《臺灣新民報》肩負著啟迪民智、檢討風俗,以及突破官方言論、建立從臺灣人角度報導時事與時局的企圖,也不得不思考閱讀受眾的來源與需求。

      為了擴大讀報者的階層,《臺灣新民報》一面持續透過新聞報導,積極介入政治與社會事件的報導與評議;另一面則透過學藝欄(副刊),刊登連結時尚風潮又結合熱門時事、呼應新聞報導的「新聞小說」,邀集讀者遨遊在文學的想像與新聞的真實之間,近一步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透過日常的描寫形成一種論述的力量,召喚大眾對時局與自我處境的認識。

      開拓這條路線的先鋒作品,無疑是1932年連載〈命運難違〉(作者林煇焜,以日文發表,原題名:爭へぬ運命)。這篇小說描寫當時摩登男女在臺北城追求自由戀愛,卻又陰差陽錯地發現束縛自我命運的枷鎖。愛情在現代與傳統的價值中拉扯的劇情吸引了百姓的目光,那個時代許多類似的真實事件,就像故事描寫的內容一樣,正在人們身邊發生。無論是茶餘飯後的閒聊,或者正經八百地告誡家人,愛情與現實、摩登與傳統,都是人們生活中熱門的議題。但在連載的故事裡,作者不忘將臺灣對滿洲國經濟的評論以及發動戰爭的討論帶入劇情,遙遠的滿洲國、生硬的政經情勢以及戰爭的風雲也就悄悄隨著一個發生在臺北城的愛情故事,進入人們的生活。或許在哪個家庭,父親談起自由戀愛不可行時,也會說幾句滿洲國如何,預測一下戰爭的發展。

      往後刊載賴慶的〈美人局〉,故事的梗概就是鴛鴦詐騙集團的行騙經過。離奇的劇情與《三言》、《二拍》、《杜騙新書》的劇情相去不遠。但是在大家習以為常的詐騙傳聞中,卻搭配少數人才能體驗的留學經驗。於是人們讀到的不再是城市背景下的騙局,而是發生在航向日本的大船上。被騙的也不是流連歡場的生意人,而是正準備往日本留學卻毫無警覺的富二代。獨特的、新奇的觀察與體驗,又一次藉著日常骨架進入尋常百姓的生活裡。

      膾炙人口的暢銷小說,讓報紙上的新聞時事、社會評論不只是嚴肅的文字,更活絡於百姓的生活,開啟了《臺灣新民報》的另類影響力。由於閱報者的增加,保留於各版的廣告欄位,成為當時廣告主屬意的曝光媒介,小至地方的魚店、醫生館,大到證券商、大型企業,甚至連蚊香、啤酒都有大小不一,或以精美插圖搭配標語的廣告,不僅為報社增進不少收入,更增加了閱報者的趣味,為日治臺灣的各行各業留下生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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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品/中島利郎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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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品/中島利郎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然而,這些透過將社會議題以文學化、商品化、跨媒介宣傳滲透到大眾日常的方式,雖然確實起到啟蒙民智、喚起群眾的作用;但刊登絢麗廣告增進報社收入,以及新聞小說中描繪繁華物質生活、五光十色娛樂享受等殖民現代性的展現,卻都有可能稀釋對殖民政策、社會不公的抨擊力道,因此受到臺灣民眾黨等左派人士的批評。

      可是,這些批評與《臺灣新民報》對於社會議題的處理、文學創作的支持、出版翻譯與聯合各種媒體傳播的努力,其實正說明了從1920年代過渡到1930年代的臺灣人,因為民間媒體的興起,他們的日常開始充滿認識真實政治、理解現實社會的需求,以及透過文學體會生活的品質。一份報紙,如同一席臺灣餐桌,有豐盛而必不可少的主食,也有挑逗味覺令人回味無窮的甜品,不僅僅要讓人吃飽,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種融合色、香、味以及記憶的生活情感,這是在抗爭之外,另一股帶領時代往前的力量。

      從報刊發行者,到文學創作者,再到餐桌煮食者,他們內心都有一條自我追尋,並與外界連結的道路。在眾聲喧嘩的年代,握住自己最炙熱的本質,透過各式媒介展示紛雜議題的當下,他們以日常的真實,同步人民的身心,不僅開啟大眾對自我生活的細膩感受,明白他人悲苦之所在,更帶著眾人體會奮起與現實的意義,進而明白未來的道路該往何處追尋。

      觀測員簡介

      徐淑賢 花蓮人,國立清華大學臺文所博士生。曾出版碩士論文《臺灣士紳的三京書寫:以 1930–1940 年代《風月報》、《南方》、《詩報》為中心》(2013)。